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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刑事立法的必要性

時間:2017-08-25 10:59來源:廣東長昊律師事務所

     一、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和有限性

    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商業秘密已經成為市場主體進行商業競爭的一種有效手段,商業經營者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往往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面采用一些獨有的工藝和方法,使自己的生產、經營在技術、成本、質量、管理等方面優于同類經營者。這些獨有的技術和管理信息往往成為經營者的商業秘密,為商業秘密權利人所充分利用。作為商業秘密的權利人,總是采取各種措施,保守自己的商業秘密。而競爭者總是試圖獲取他人的商業秘密,以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由于市場競爭激烈,關系到經營者的生死存亡,必然會有一些人為了自身的利益,不顧商業道德,采取非法的手段獲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商業秘密作為對權利人有用的信息,有其自身的價值,在我國理論界,一般都認為,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并且歸屬于知識產權的范圍。]不管對商業秘密的法律屬性如何界定,商業秘密對權利人具有商業上的價值,法律就應當對其加以保護。在對商業秘密在內的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上,已經從民法的保護,發展到行政法上和刑法上的保護,世界上有的國家已在法律上作出了追究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規定。按照《與貿易有卷的知識產權協議》第61條規定精神,各成員對有意并商業規模化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作為犯罪予以刑罰處罰。

    二、我國刑法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立法規定及其缺陷

    我國刑法典修訂以前,刑事法律中沒有專門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根據1979年刑法,如果某個商業秘密被確定為國家秘密的,泄露該商業秘密的行為,可以構成泄露國家秘密罪,對于未被確定為國家秘密的商業秘密,刑法是不予保護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和發展,要求對嚴重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予以刑罰處罰,于是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通過司法解釋,對竊取重要技術成果等無形財物的行為,按盜竊處罰。對不符合盜竊行為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仍然無法予以刑事追究。1993年頒布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明確規定對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但仍只是民事和行政法上的保護,在刑事法律中還沒有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對于涉及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只有符合刑法某條規定的才按該條規定的犯罪處罰。1997年修訂的刑法,首次明確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犯罪。1979年修訂的刑法實施以來,在涉及懲罰侵犯商業秘密犯罪和保護商業秘密權利人的權利上,刑法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根據1997年修訂的刑法第219條的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是指采用不正當手段侵犯他人的商業秘密,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

     從該條規定的表述內容和方式看,修訂的刑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是對《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給權利人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的犯罪化。侵犯商業秘密罪除了在客觀上要求對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在主體上未加限制外,其他方面與《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完全相同。根據該條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在客觀上要求實施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和對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要件。侵犯商業秘密的具體行為有: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行為;明知或者應知上述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在主觀上,按照法律條文字面意思理解,侵犯商業秘密罪絕大多數犯罪屬故意犯罪,但也不排除有過失的情況。從該條規定的構成要件看,筆者認為,我國刑法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規定存在不足之處:

    第一,我國刑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所包含的諸多行為中,有的明顯不應當規定為犯罪。理論上認為,刑罰處罰是法律制裁的最后手段,只有在用其他法律制裁手段不足以防止該行為的重復發生和不用刑罰方法不足以體現對違法者的懲罰時,才需要將該行為規定為犯罪。我國刑法第219條第2款規定的“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中的“應知”的行為完全無須動用刑罰處罰。因為,這種“應知”而為的行為屬于過失行k為,而在刑法規定的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中均無處罰過失的規定,顯然,將過失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缺乏理論和事實根據。

    第二,我國刑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構成要件缺乏科學性。按照刑法第219條的規定,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在客觀上要求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但以非法手段獲取商業秘密的行為,如果行為人不使用,不披露,只是自己持有,該商業秘密仍處在秘密狀態,無論如何不會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因此,單獨以第219條第1款第一項規定的行為構成犯罪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該條第2款規定的“以侵犯商業秘密論”的“獲取”行為,如果行為人不使用、不披露,同樣不會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可見,將非法獲取行為與非法使用、非法披露行為并列分別作為構成犯罪的行為要件是不妥的,在構成要件上缺乏科學性。

    第三,我國刑法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刑事責任與相關犯罪不協調。同樣是涉及秘密的犯罪刑法第398條規定的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其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而第219條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其法定最高刑卻是7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顯然本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于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但是,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社會及公眾對其比較評價上,都應認為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的社會危害性大于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披露商業秘密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刑法卻規定對害性相對小的犯罪處罰重于危害性相對大的犯罪,這不能不說是立法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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